宋人对《易》学研究贡献较大的是朱熹。朱熹，字元晦，又字仲晦，亦称晦庵。他最主要的《易》学著作为《周易本义》一书（以下简称《本义》）。

《本义》与《易传》的根本不同，在于朱熹在注《易》中，虽也谈“理”说“气”，但宋人王应麟以为他们的不同，在于“程子言《易》，谓得其义，则象数在其中。朱子（《答郑子上问》）以为先见象数，方得说理，不然，事无实证，则虚理易差”（《困学纪闻·卷一《易》类》）。

《本义》作为一部注《易》之书，其可贵处也正在于此。

如注《系辞》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”一句，朱熹针对程颐所谓“天进俱备……感只是自内感”，“此只言人分上事”的说法，明确表示：“‘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’与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’本是说《易》，不是说人”，表现了一个注者的老实态度。在《周易》经文训释上，《本义》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如注《乾》卦卦辞“元亨利贞”四字，《集解》引汉人《子夏传》曰：“元，始也。亨，通也。利，和也。贞，正也。”《本义》却解作“元，大也。亨，通也。利，宜也，贞，正而固也”。在这里，《本义》解“元”为“大”；“贞”为“正而固”，似与先儒不同，但在解《彖》《乾》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一句时，《本义》又说：“‘大哉’，叹辞，‘元’大也，始也。‘乾元’，天德之大始。”朱熹又给了“元”以“大”与“始”两重意思。接下来解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”一句时，《本义》又说：“始即‘元’也。终，谓‘贞’也。”在此则解“元”为“始”，解“贞”为“终”了。

由于古时字少，一字往往多义。因此，朱熹在训释经文字义时，往往不拘泥一解。尽管他解“元亨利贞”之“元”为“大”，未必正确，但《本义》根据古人一字多义，不强求一解，我们认为在这点上还是可取的。

再如注《彖》《震》“出可以守宗庙社稷”一句，《本义》曰“或云‘出’即‘  ’字之误，注《节》卦六三爻“不节若，则嗟若，无咎”，《本义》说：“此‘无咎’与诸爻异，言无所归咎也。”注《象》《中孚》“泽上有风，中孚，君子以议狱缓死”，《本义》说：“风感水受，中孚之象。‘议狱缓死’，中孚之义。”像这种颇具新见的例子，在《本义》中很多，此处即不一一列举了。

《本义》在注经中虽有自己的独见，但亦吸收前人之长，如注《丰》卦九三爻“丰其沛”一句，《本义》说：“沛，一作旆，谓幡幔也。”此即取王弼之说。再如《象》《升》“地中生木，升，群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”一句，《本义》注曰：“王肃本‘顺’作‘慎’，今按他书，引此亦多作‘慎’，意尤明白。盖古字通用也。”这中兼取古人之长的例子，在《本义》在时时可见。　特别应该指出的是：《本义》在注释《周易》的过程中，对六十四卦卦爻之辞，不明白的就说不明白，对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等，有疑问的就提出自己的疑问，如注《明夷》卦六四爻“入于左腹，获明夷之心，于出门庭”，《本义》曰：“此爻之义未详。”而不像程颐那样“人之手足皆以右为用 ……是左者，隐僻之所也”（《易传·明夷卦》注），作出此等牵强附会的解释。注《震》卦六二爻“震来厉，亿丧贝，跻于九陵。勿逐，七日行”，《本义》说：“‘亿’字未详。”并说：“‘九陵’‘七日’之象，则未详耳。”注《困》卦九四爻“来徐徐，困于金车，吝，有终”，《本义》说：“金车为九二，象未详。疑坎有轮象也。”注《小过》卦九四爻“无咎，弗过遇之”一句“未详孰是，当阙以俟知者”，注其《象》时，也说：“爻义未明，此亦当阙。”注《彖》《贲》之“贲亨”一句，《本义》曰：“‘亨’字疑衍。”注《彖》《渐》“渐之进也，女归吉也”一句，曰：“‘之’字疑衍或是‘渐’字。”注《象》《渐》“山上有木，君子以居贤德善俗”说：“二者皆当以‘渐’而进，疑‘贤’字衍。或‘善’下有脱字。”注《未济》卦初爻之《象》“濡其尾，亦不知极也”，《本义》曰：“‘极’字未详。考上下韵亦不叶，恐是‘敬’字，今且阙之。”

在注释《周易》时，《本义》这种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”的求实态度，也是极为宝贵的。

同时，朱熹深知：《周易》原是一部古代筮书。因此，为了使自己的《本义》解能到恢复《周易》本义的作用，他除了在《本义》中讲了“明筮”外，又撰“筮仪”一篇，并在注释《周易》经文时，特别予以说明，想以此来正《周易》之本义。

如《本义》注《乾》卦辞“元亨利贞”四字，说：“此圣人所以作《易》，教人卜筮，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，余卦仿此。”注《乾》卦初九爻“潜龙勿用”，《本义》曰：“凡遇《乾》而此爻变者，当观此象玩其占也。”注《乾》卦九五爻“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时，《本义》曰：“占法与九二同。”注九三爻“君子终日乾乾”一句，说：“君子指占者而言。”在注其余各卦时，《本义》也多用“其象占如此”，“戒占者当如是”，“戒占者不可如是”等等，以此指示读者。朱熹虽想以此申明《周易》的本义，但案之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卷首《易》类其所载“凡《易》十三家，二百九十四篇”中，看来并不包括筮法，其占筮之法另载于后面的“蓍龟类”中，计有：“《周易》三十八卷”，“《周易明堂》二十六卷”，“《周易随曲射匿》五十卷”，“《大筮衍易》二十八卷”及“《易卦八具》”等占筮之书。可证汉人是把训释《易》义与廛解占筮区分开的，恐怕并不混同在一本书上。这也是王弼及汉人《易》著作中，为什么并不专讲“筮仪”及“筮法”的原因所在。

朱熹相信“图”、“书”之说，并在《本义》列了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等九副《易》图，因而对“图”、“书”的传播，起了重要作用。这是朱熹之失，前面已有详述。

我们认为：以图象的形式解释《周易》，并非宋人首创，前人早已有之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已记载着“梁有《周易乾坤三象》《周易新图》各一卷，又《周易普玄图》八卷”《唐书·艺文志》有“《大衍玄图》一卷”等，在宋人《易》图中，如载于《本义》的“文王六十四卦卦变图”，以图象的形式对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生成变化作出解答。该卦变图尽管有些不确之处，但无疑是对前人《易》说的整理与发挥，因而对于后人揭示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生成及变化，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，因此，这种《易》图在《周易》的研究上，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。但宋人的另一些《易》图，如所谓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等，其图除了增加《周易》的神秘色彩外，对阐释《周易》原旨，并无积极作用，且易于被后人附会发挥，使其更加玄妙怪诞。

而列于《本义》卷首的“伏羲八卦次序”、“伏羲六十四卦次序”两图，则反映了宋人对《周易》经传的错误理解。现仅举“伏羲八卦次序”图如下：    

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　
坤 艮 坎 巽 震 离 兑 乾  八卦
太阴   少阳  少阴  太阳  四象
    阴          阳      两仪
此图系朱熹接受邵雍之说而立。

若按此图，则太极生两仪（阴、阳），两仪生四象（少阴、少阳、太阴、太阳），再由此四象生八经卦。并按邵雍这种成倍增加的办法，在“伏羲六十四卦次序”图中，则于八卦之后再生十六卦，十六卦生三十二卦，由三十二卦生出六十四卦。

这种由八卦生十六卦，十六卦再生三十二卦，三十二卦而生六十四卦之说，纯系邵雍臆造而出，于《周易》经传毫无根据。况且，八卦若经“太极”“两仪”“四象”这样三级才能生成，不知这八卦生成之前，作为“两仪”（阴、阳）和“四象”（太阴、太阳、少阴、少阳）又何以能够成立？

清初黄宗羲针对邵雍、朱熹的这种错误认识，在他的《易学象数论》卷一《先天图》中批判了“伏羲八卦次序”及“伏羲六十四卦次序”两图的谬误，他说：“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所谓一阴阳者是也。其一阳也，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奇。其一阴也，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耦；以三百八十四爻为两仪，非以两画为两仪也。”“两仪生四象，所谓老阳、老阴、少阳、少阴是也。乾为老阳，坤为老阴。震、坎、艮为少阳，巽、离、兑为少阴。三奇者，老阳之象；三耦者，老阴之象；八卦，即四象也。故曰‘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’‘八卦以象告’此质之经文而无疑也。”

黄宗羲此说，可谓至确！以朱熹之博学严谨，竟有此误，实为憾事。

朱熹在讨论筮法时，否定前人的“过揲”说，另立“挂扐”说，我们已经知道,尽管“挂”“过揲”求得的结果一样，但“挂 ”说却不合《系辞》之旨。关于这点，本文在前面讨论占筮时，已经专门述及。　朱熹在经文训释上，亦时有以“理”“气”说《周易》者。

总之，《本义》作为一部有影响的《易》注来说，尽管有这些失误与不足，但总起来看，仍不愧是一部有价值的《易》学著作。

此外，宋人《易》著中较有价值的还有张载《易说》；陈  《了翁易说》；朱震《汉上易传》；郑刚中《周易窥余》；杨万里《诚斋易传》；吕祖谦《古易音训》；魏了翁《周易要义》；赵汝楳《周易辑闻》；俞琬《周易集说》及《读易举要》等等，皆对《周易》有独到见解。如张载《易说·下》对《系辞》中“弥纶天地之道”的解释，与程颐截然不同，他说：“此语必夫子所造，弥者，弥缝补缀之义。纶者，往来经营之义……此则归于人事。”“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，使人知所向避，《易》之义也。”在这里，他提出了《易》义在于“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”的说法，反映了他以《易》言人事的思想。张载也不同意孔颖达说《易》即看不见，摸不着的“浑沌”的说法，他说：“作《易》示人，犹天垂象，见吉凶。”“天地变化，圣人作《易》以著效之，故曰‘圣人效之’。”（《易说·下》《系辞》注）他在注“仰以观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，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”时，针对韩康伯称“‘幽’‘明’者，有形无形之象”及孔颖达疏语中“无形之幽，有形之明”的说法，张载批判道：“天文地理，皆因明而知之，非明则皆幽也。此所以知幽明之故。万物相见乎离，非离不相见也。见者由明，而不见，非无物也。乃是天之至处。彼异学则皆归之空虚。盖徒知乎明而已，不察夫幽，所见一边耳。（同前）”

张载称韩、孔之说为“异学”，针对韩康伯、孔颖达《易》注中的“有必始于‘无’”“有从‘无’出”，张载接着说：“气聚，则离明得施而有形，气不聚，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。方聚也，安得不谓之有。方其散也，安得遽谓之无。故圣人仰观俯察，但云知幽明之故，不云知有无之故。” 面对当时影响很大的韩、孔之说，张载提出了自己“天惟运动一气，鼓万物而生，无心以恤物”的观点（《易说·下》《系辞》注），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共同物质实体，这在宋人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。

再如杨万里《诚斋易传》，多引史事以解《周易》。其实，《周易》本是为人而写，其中很多卦爻辞，如《乾》卦九三爻：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”；《坤》卦六四爻：“括囊无咎无誉。”；《需》卦上六爻：“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终吉。”；《谦》卦初六爻：“谦谦君子，用涉大川吉。”等等，都是谈的为人处世之道。而当时的人偏偏借以谈“理”谈“心”谈“天道”，歪曲了《周易》本旨，杨万里在自己的书中，重点正之以人事，这在当时也是极可贵的。

宋人《易》著极为丰富，限于篇幅，仅介绍如上几人，难免挂一漏万，然或可借此以窥宋《易》之一斑。

综观宋《易》，作为其突出特点，并对后人造成深远影响的是“图”“书”之说。故我们在此重点对其进行了探讨，总之，我们以为这些图，或发挥前人文献资料而作，或模拟古人之图而出，有的甚至是出于对《周易》经传的错误理解而作。只有个别《易》图，才对探求《易》旨有一定意义。

因此，“图”“书”之说，对于阐释《周易》原旨，实无重大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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