及至宋代，《周易》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兴旺时期。

宋人治《易》，著作丰富，尤注意“图”“书”之发明。

所谓“图”“书”，主要指“河图”与“洛书”，是当时宋人附会前人《易》注而发明出来的《易》图。这些《易》图又被后人互相附会、发明，愈演愈繁。自宋至清，绵延八百年之久，《易》图据说达到数千种之多，形成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代人讲《易》的一支新学派，被称之谓“‘图’‘书’之学”。

下面我们谈谈作为宋人讲《易》一大发明的“图”“书”原委及其内容。

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之名，源出《系辞》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一语。

先秦确有“河图”之说，如《尚书·顾命篇》有“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”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也说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。”

但这“河图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当时却从来无人谈及。《系辞》虽说圣人作《易》则之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，但历来讲《易》者，由西汉的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房、费直，到东汉的马融、荀爽、郑玄、虞翻、陆绩、及至魏晋进的王肃、王弼、姚信、王廙、张璠 、干宝等，皆无人讲解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是何等情形。唐人陆德明、孔颖达、李鼎祚等，在注《周易》时对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也没有言及。

汉人如刘歆、孔安国、扬雄、班固等，虽曾谈及，但在他们的书中也都是一言带过，且说法往往各有不同。另外，《竹书纪年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易纬·乾凿度》、《论衡》、《白虎通义》等书中提到“河图”“洛书”，亦无非是泛泛之言。只有郑玄注《系辞》，称“河图”有九篇，“洛书”有六篇。若依郑注，则这“河图”“洛书”的内容，当有文字撰述，并非只是《易》图。何况郑玄此说，恐本之于纬书，纬书晚出，自然不可为据。至宋太平兴国年间，据说由道士陈抟传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、“先天图”等。这些奇妙复杂的图形不知陈抟得于何人，据黄宗羲《易学象数论》卷一介绍，陈抟传种放，种放传李溉，李溉传许坚，许坚传范谔昌，范谔昌传刘牧，刘牧据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著《易数钩隐图》，其图才为一般读书人所知。“先天图”由陈抟种放，种放传穆修，穆修传李之才，李之才传邵雍，邵雍据此著《皇极图说》，皆附会《易》义以成其说，就这样，形成了对后人影响很大的“图”“书”之学。故“图”“书”之说，实由道家而来。

后来，朱熹撰《周易本义》，又将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并“伏羲八卦次序”、“伏羲八卦方位”，“伏羲六十四卦次序”、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”、“文王八卦次序”、“文王八卦方位”、“文王六十四卦卦变”共九图列于《周易本义》。因为这“图”“书”受到了朱熹的进一步肯定。故后人虽有知其非者，因碍于朱熹的权威地位，害怕“有干清议”，故无人点破，以至元、明以来，愈演愈繁，直至后人解《易》之作，必于卷首先列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等图，似乎这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等，成为《周易》的重要组成部分了！甚至有人说，当初《周易》是据“图”、“书”而出，而不是“图”、“书”据《易》而出了。

下面从诸图中，选取《周易本义》卷首的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、“伏羲八卦方位”、“文王八卦方位”共四图于下：

如前所述，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虽于《系辞》有载，但宋人这种由五十五个黑白圆圈组成的“河图”（其中黑圆圈三十个，白圆圈二十五个，以黑者为阴，白者为阳，“洛书”同）和四十五个黑白圆圈组成的“洛书”（其中白圆圈二十五个，黑圆圈二十个）则绝无证据证明它们就是《系辞》中所说“圣人则之”的河出之“图”、洛出之“书”。不但先秦无此图，两汉魏晋及唐人说《易》，亦无此图。然考之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中黑白圆圈的数目及其分布，恐怕也不是宋人闭门凭空臆造之作，而是附会前人《易》注而出。

宋人“河图”中五十五个黑白圆圈的分布，恐怕受启于《系辞》。《系辞》说：“天一，地二；天三，地四；天五，地六；天七，地八；天九，地十。天数五，地数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，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。凡天地之数，五十有五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”。

同时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说：“天以一生水，地以二生火，天以三生木，地以四生金，天以五生土，五胜相乘，以生小周。”

《易纬·乾坤凿度》说：“天本一而立，一为数源，地配生六，成天地之数，合而成性。天三地八，天七地二，天五地十，天九地四，运五行，先水次木生火，次土及金。木，仁；火，礼；土，信；水，智；金，义。又《万名经》曰：‘水土兼智信，木火兼仁惠，五事天性，训成人伦。’”我们在这不但能见到宋人“河图”所本，而且也知道了西汉人怎么以阴阳五行与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相匹配。据张惠言《周易郑氏注》卷下引郑玄注《系辞》说：“天一生水于北，地二生火于南，天三生木于东，地四生金于西，天五生土于中……地六成水于北，与天一并；天七成火于南，与地二并；地八成木于东，与天三并；天九成金于西，与地四并；地十成土于中，与天五并也。”虞翻亦有此说。

这些前人的注，特别是郑玄的注文，更使我们看清楚宋人“河图”所本。

而绘成“洛书”的四十五个黑白圆圈，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：此图无论纵着横着及斜着数去，其黑白圆圈之合，皆为十五。而且，代表地数的黑圈全在四个角上。《周易本义·图说》总结该图的特点说：“‘洛书’盖取龟象，故其数载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为肩，六八为足。” 然案之《易纬·乾凿度》：“《易》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。阳变七之九，阴变八之六，亦合于十五。”“故太一取其数，以行九宫，四正四维，皆合于十五。”

郑玄注上面这段文字说，“太一者，北辰之神名也，居其所曰太一 …… 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，故亦名之曰宫……太一下行八卦之宫，每四乃还于中央。中央者，北神之所居，故因谓之九宫。天数大分以阳出，以阴入。阳起于子，阴起于午。是以太一下九宫，从坎宫始。坎中男，始亦言无适也。自此而从于坤宫，坤，母也。又自此而从震宫，震，长男也。又自此而巽宫，巽，长女也。所行者半矣。还息于中央之宫。既又自此而从乾宫，乾，父也。自此而从兑宫，兑，少女也。又自此从于艮宫，艮少男也。又自此从于离宫，离，中女也，行则周矣。上游息于太一天一之宫而反于紫宫，行从坎宫始，终于离宫，数自太一行之    ”。

清人胡渭按八卦方位，参照郑玄这段注文，在其《易图明辨》卷二列图如下：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巽四　　离九　　坤二
震三　　中五　　兑七
艮八　　坎一　　乾六

胡渭依郑玄注文而作成的此图，明白地向我们揭示出宋人“洛书”四十五个黑白圆圈的出处。所谓“洛书盖取龟象”，无非是“载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为肩，六八为足”，是袭《乾凿度》中郑玄这段注文而造出的。

但我们今天所见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，乃朱熹从蔡元定之说，定于《周易本义》卷首的。它们与刘牧当初所传者相反：我们今天所见“河图”，正是刘牧的“洛书”；而现在的“洛书”，却是刘牧当初的“河图”。因为这“图”“书”系陈抟一人所传，故当时即有两说（详见《易学象数论》卷一《‘图’‘书’三》及《四库全书总目·经部二·‘易’类二》其《易数钩隐图》简介。按朱熹的说法，这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属于“天地自然之《易》”，此外尚有“伏羲之《易》”、“文王周公之《易》”、“孔子之《易》”（《周易本义·图说》）。这样就出现了“伏羲八卦方位”与“文王八卦方位”的不同。

“伏羲八卦方位图”，实据邵雍的“先天图”，所以又称“先天八卦方位”。其八卦位置为：乾南；坤北；离东；坎西；震东北；巽西南；艮西北；兑东南。

“文王八卦方位图”又称“后天八卦方位”，其八卦方位已见于《说卦》。

正如“河图”，“洛书”一样，宋之前，汉唐无明确言“先天方位”者，至宋，由道家出“先天图”，并被朱熹收入《周易本义》。后人有宗之者，有反对者，特别是清人，更为此事争论不休，莫衷一是。

若考之《说卦》及汉人《易》注，我们认为宋人的“先天方位”之说，似乎并不是无源之水。

案《说卦》：“离为火，为日…… 为乾卦。”

《系辞》中“阴阳之义配日月”一句，荀爽注曰：“乾舍于离，配日而居，坤舍于坎，配月而居。”注《文言》《坤》：“天玄而地黄。”又说：“天者，阳始于东北……地者阴始于西南。”所谓“阳始于东北”“阴始于西南”，显然是指“震”“巽”而言。荀氏此说，必有所本。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：“阳气起于东北，尽于西南，阴气起于西南，尽于东此，阴阳之始，皆调适相似。”可证早在西汉之初，即有此说。文中“调适”二字，更是耐人寻味，而此说正与“先天八卦”中“震”在东北，“巽”在西南的方位相符合。

荀氏注《彖》《乾》“大明始终，六位时成”一句，又说：“乾起于坎而终于离，坤起于离而终于坎，坎离者，乾坤之家，而阴阳之府。”（以上所引，皆据《周易集解》，下同）《九家易》注《同人》卦亦曰：“乾舍于离，同而为日。”荀氏注曰：“乾舍于离，相与同居。”

汉人《易》注中“坎离者，乾坤之家而阴阳之府”、“乾舍于离，同而为日”、“乾舍于离，相与同居”等话，使我们想起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鲁桓公占筮的一段记载：“又筮之，遇《大有》之《乾》，曰‘同复于父，敬如君所’。”

据《说卦》：乾为君为父。此卦中“离”变为“乾”，与君、父同象。如按“先天八卦方位”，乾为南。若按“后天八卦方位”，则离亦为南。据此，文中“同复于父”，是否寓有“乾舍于离，同而为日”、“乾舍于离，相与同居”的意思？

据上所考，笔者以为汉乃至春秋时代的演《易》者，可能存在着一种“乾起坎而终于离，坤起离而终于坎”的八卦运动变化说，所以说宋人“先天八卦”的方位，也不会是他们自己任意编造而出。

以上我们依据前人文献资料，初步探讨考察了宋人的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及“先天八卦方位”。

重要的补充是：一九七七年春，在阜阳县双古堆发掘了西汉汝阴侯墓，在出土文物中，有一面“太乙九宫占盘”，《文物》一九七八年第八期《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》说：“太 乙九宫占盘的正面，是按八卦和五行属行（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）排列的。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《灵枢经·九宫八风篇》篇首图完全一致。小圆盘的刻划则与《河图洛书》完全符合。”由文中第十六而“3．太乙九宫占盘”的详细介绍看，小圆盘过圆心划四条等分线，四条等分线分别由“一君”对“九百姓”，“二”对“八”，“三相”对“七将”，“四”对“六”  。绕圆心刻“吏”“招”“摇”“也”四个字（连同圆心恰好为五，与“洛书”中间五个白圆圈的分布式样正同）。由此看来，其图实与“洛书”完全相符（与“河图”并不符）。这就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早在西汉之初，或者更早，就已有了与“洛书”相同的图形。宋人造“洛书”等，就是模拟前人“太乙 九宫占盘”之类的图式而出，也进一步说明了宋人“图”“书”，绝非臆造。清人胡谓之考，是多么确凿！

由宋人出“河图”、“洛书”、“先天八卦方位”等《易》图看，《周易》的研究，在宋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。因此，它在当时的思想界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根据今人邱汉生考证，所有著名理学家，如程颐、陆象山、朱熹等，都为《周易》作过传注。由这点看，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七百多年之久的宋、明理学，其源头之一，亦有宋人对《易》理的阐述与发挥。

邱先生认为理学的一些范畴，如“道”，“无极”，“太极”，“阴阳”，“五行”，“动静”，“性命”，“善恶”，“德”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“主静”，“鬼神”，“死生”，“无思”，“无为”，“无欲”，“中”，“顺”等等，有的就出自宋人对《周易》的传注，特别是对《周易》一书所谓“十翼”的传注。

另外，有人认为理学中有“象数学”一派，更可说明理学与《周易》的关系。

细案理学，以“理”讲《易》，是其突出特点。

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下面以程颐《易传》为例，来看看理学家是怎么以“理”讲《易》的。

程颐，字正叔，洛阳人，学者称伊川先生。早年曾受《易》于周敦颐，晚年著成《易传》一书。

正如王弼把注《周易》当成阐发自己玄学思想的工具一样，程颐也以此作为发挥自己理学思想的工具。

在程氏《易传》中，《周易》的“象”出自“理”，“理”能“遍理天地之道”。 如他注《乾》卦初九爻：“潜龙勿用”说：“理，无形也，故假象以显义。”注《系辞》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”一句，说：“事有理，物有形也    有理而后有象，成位乎中也。”

接下去注“《易》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”说：“‘弥’，遍也。‘纶’，理也    ‘弥纶’，遍理也。”

在这里，程颐解“弥纶”为“遍理”，此说显然取自汉人京房。《释文》载京氏注此曰：“弥，遍。纶，知也。”程颐在此偷梁换柱，将西汉人的“知”，改作了他的“理”，并接下去发挥道：“遍理天地之道……故能知幽明之故。在理为幽，成象为明。知幽明之故，知理与物之所以然也。“

在程氏《易传》中，“理”不但是《周易》象数、阴阳的根源，也是天地万物的根源。他注《系辞》“生生之谓《易》”说：“老子亦言‘三生万物’，此是‘生生之谓《易》’。理自然如此，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，自是理。”

在程颐看来，甚至《周易》作为一部筮书而能占筮，究其原因，也无非是一个“理”字在起作用。他注《系辞》之“是以君子将有为也，将有行也，问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响，无有远近幽深，遂知来物。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于此”说：“卜筮之能应，祭祝之能享，亦只是一理，蓍龟虽无情，然所以为卦，而卦有吉凶，莫非有此理。以其有是理也，故以是问焉其应如响，若以私心，及错卦象而问之，便不应，盖没此理。今日之理，与前日已定之理，只是一个理，故应也。不容祭祀之享，亦同鬼神之理。在彼我以此理问之，故享也。不容有二、三，只是一理也。”

同时，这个作为天地万物本原和《周易》取象占筮之本的“理”，又是世间永恒而不可变动的最高法则。他注《系辞》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”一句，说：“天理具备，元无少欠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父子君臣，常理不易，何曾动来，感非自外也……感则只是自内感    此只言人分上事。” 正因为这个“理”是不可变动的最高法则，因此，在程氏《易传》中有时又把循理，说成是天命。如他注《萃》卦卦辞“用大牲吉，利有攸往”一句，说：“盖《随》时之宜，顺理而行，故《彖》云‘顺天命也’。”

同时，这个“理”，“近取诸身，百理具备”（《系辞》“近取诸身”注），又能在运用中不断增长：“谓固有此理，而就上充长之。”（《系辞》“益，长裕而不设”注）程颐把这个“理”塞进他的《易传》之后，也确实做到了“而就上充长之”，不断发挥这个具有精神性本体意义的“理”，作为解说《周易》论据的出发点，使一部《易传》在某种程度上，成为程颐的理学著作。而说到底，《易传》中的这个“理”，恐怕在很大程度上，还是对孔颖达“《易》理备包有无”之说的发挥。

这里，程颐提出的“乾坤变为六子”说，实有商榷之余地。因为《系辞》说：“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”看来，《系辞》作者认为包括乾坤经卦在内的“八卦”，是由“四象”而出，而不是像程颐说的那样，先出乾坤，再由乾坤“变为”六子。同时，他在论述问题时，时有不经考察就妄下断语者，如他说《彖》中“凡以柔居五者，皆云‘柔进而上行’”（同上）。恐怕《彖》中并未像他说的那样“皆云”过，像这种“以柔居五”而实际上并未云“柔进而上行”的例子，在《彖》中时时可见，此处即不一一列举了。

总起来看，《易传》这部书尽管写了十几万字，而且对后人影响很大，然而这只能是作为一部理学著作，其于《周易》本身的研究，价值远不如朱熹的《周易本义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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